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

来源:文史月刊 (201805期)作者:王小梅2018-06-08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有影响的报纸。它创刊于1902年,“文革”开始后不久停刊。本文所说的《大公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
  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刊。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盘购,股本总额5万元,由吴鼎昌一人投资,胡、张作为人力股,不负盈亏。当时发行量不足2000份,每月亏损4000多元;次年5月发行6000份,收支才得平衡。此后,三巨头锐意经营,《大公报》声誉日隆。
  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青年时留学日本,辛亥前中商科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以后从事经济工作,成为金融界知名人士。盘购天津《大公报》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小四行”联合机构主席(“小四行”指盐业、中南、大陆、金城四家银行,以与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行相区别)。作为新记《大公报》社长,他白天主持金融业务,晚上与胡、张议时局,写社评。他们三位一体,大事共同商定,小事各负其责,自行作主。以社评为例,论财政者多吴氏手笔,论外交者多为胡氏之作,论内政者又多出张氏之手。张季鸾写得最多,但社评主要论点实为三人讨论结果。他们三人还订立君子协定,三年内不兼任政治上有酬的职务。这与《大公报》续刊时公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和道德准则有关。不过吴鼎昌本人是国民党员,与胡、張不同。1935年底,吴弃商从政,继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便辞去《大公报》社长之职。1948年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他登报声明辞去董事,与《大公报》脱离一切关系。应该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建议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就有吴鼎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吴看出蒋有意抛弃他,赶紧辞职,到香港做了寓公,直至1950年8月逝世。

  胡政之(1889—1949),名霖,笔名有政之、冷观、静观等。少年丧父,家道中落,承嫂变卖首饰,赴日勤工俭学。先入商校,与吴鼎昌同校,后入帝大法科,通晓中日英法德意语文。清末回国任推事、律师、庭长。民国元年与张季鸾一道任职于于右任办的《民立报》,后随王揖唐到吉林、北京任职,看破宦海沉浮,决心文字报国,入安福系机关报天津《大公报》任经理兼总编辑。1919年初赴巴黎采访和会,为唯一中国记者。他发回的电讯,揭露列强分赃,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起了催化作用。胡政之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大功绩是先后创办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 吴、胡、张三人均为留日学生。吴开始以民族资本家的身份办报。胡、张则以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胡对《大公报》的贡献,不亚于或者可以说大于张,胡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也比张长七年。胡善经营,且博学能文。作为总经理兼副总辑,胡政之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往往通宵不眠,也无节假日,显示了非凡的魄力和精神。他每天一字不漏地看《大公报》,经常挑出错别字,和他报作比较,指出漏了哪条新闻,哪条新闻又是抄人家的,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周恩来生前多次称赞《大公报》培养了很多人才。这首先有胡政之的功劳。他亲自主持录用编辑记者的笔试口试,挑选那些可以栽培的人。他不用圣(剩)人贤(闲)人。如发现谁不称职,便断然解聘。他能用人,也能容人。如果报上发表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当局追究,他往往明确表示一概由他负责。报社内混入了特嫌,胡在掌握情况后很快将他辞退。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笔名有少白、一苇、老兵等。自幼过目成诵,虽口吃却能写好文章。13岁丧父,16岁丧母,17岁应试留日被录取,补习日语四年后才东渡,成绩为同学之冠。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常为留日学生的《夏声》杂志撰稿。辛亥后归国,常在《民立报》上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故于髯后来有“民立余馨更可思”之句追怀他。刺宋教仁案发,张揭露袁世凯,被捕下狱,获释后回上海,发表《铁窗百日记》,说“袁家黑狱辛酸,呕出心肝”。以后他应约在《大共和日报》工作,创办过《民信日报》,主持过《中华新报》笔政,兼任过《新闻报》记者。他和胡政之都在吴凇中国公学兼过课,后来成为新疆军阀的盛世才就是他当时的学生。有一次,他因揭露安福系与日本军阀有密约,触犯段派权贵徐树铮,再次在北京入狱。张季鸾办报,强调政论。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等,均有独到见解。因此时人认为,近代文人论政,前者有梁任公,后者有张季鸾,非无因也。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成了蒋介石的“谍士”。
  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器重,几乎达到言听计从的田地,比如说,1937年12月8日张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指出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解”乃日本之阴谋,提出抗战到底必定胜利。蒋看了这篇文章,立即发表声明,拒绝德使的虚伪调解。张氏病重时,日军连续攻占中国腹地,但作为日本通,他仍然料定日本必败。蒋介石不但常派人去看望病中的张季鸾,征询他对战局的看法;而且在张氏谢世后,亲自到灵堂吊唁,特赠“一代宗师”挽额。
  新记公司《大公报》前10个年头,吴、胡、张三驾马车同舟共济,经营有方,卓见成效。吴鼎昌辞去社长后,胡、张二人精诚合作(前者为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后者为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开拓前进。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中国报纸获此荣誉的仅此一家。这表明,《大公报》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舆论公正,服务读者,在亚洲新闻界独树一帜,其国际地位已为世界新闻界所承认。
  《大公报》有多种地方版,这正是胡政之、张季鸾等在当时条件下惨淡经营的见证。1935年底,华北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通知邮局不准邮发天津《大公报》。次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出刊(徐铸成《报海旧闻》中对此记述的时间不确)。1937年夏平津沦陷,天津《大公报》停刊,遂有《大公报》汉口版。是年底,上海失守,胡政之决定关闭沪馆,开辟港馆,香港版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同年10月,战事逼近,汉口版迁移,重庆版于12月出版。胡氏有先见之明,为防香港有事,1941年3月出了桂林版。当时张主持重庆版,胡主持港、桂版。同年底日军攻占香港,港版停刊。   《大公报》在旧中国新闻事业中有不少创新。社论叫社评,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每周日有“星期论文”,作者均学术俊彦,知名度高,权威性强。还创设文艺奖金,以奖掖青年作家为宗旨。第一次获奖的记得有曹禺、何其芳、李广田等。
  张季鸾逝世后,胡政之从桂林搭邮车取道贵阳兼程赴渝,主持治丧事宣。次年春,他安排好桂馆工作,偕夫人顾俊琦至渝定居,接过《大公报》全副担子。此后,王芸生主持笔政,社评多由王一人操觚。三驾马车体制不复存在。
  一提到《大公报》,人们不免会想到“小骂大帮忙”之说。作为一张国统区蒋管区的报纸,骂和帮忙都是有的,但也不能绝对化,骂不一定是小骂,帮忙也不一定是大帮忙。例如,1927年蒋宋联姻,张季鸾就写了一篇社评《蒋介石的人生观》,把他骂得体无完肤。当然,张氏作为蒋抗战时期的“国士”,报蒋知遇之恩,帮蒋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大公报》奉行国家中心主义,是爱国的,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但不是无产阶级,不是国际主义。在旧中国报纸上,最早报道苏联真实情况的,最早发表红军到达陕北通讯的,都是《大公报》。甚至在解放战争后期,吴鼎昌在战犯名单上列名,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文章拥护,当时吴在香港,邂逅费彝民、李侠文时并未反对香港《大公报》的态度,而是说“你们可以这样做”。
  抗战胜利前后,胡政之参加过许多重大政治活动,这固然与《大公报》饮誉国内外有关,也显示了他个人的社会影响。他随王世杰访英美;补张季鸾之缺任国民参政员,以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出席旧政协,还与顾维钧、董必武、吴贻芳等一道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对于胡氏的政治活动,一般议论最多的是他参加了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大公报》不赞成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而胡政之为什么又参加了呢?让我们先引用周恩来当时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胡政之自己后来对人说:在“国大”开幕前夕,蒋召见他,到时只有傅斯年一人先在。入座后,蒋满脸怒气,一言不发。傅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这样,胡就跑到“国大”去签名报到,参加11月15日开幕式后便由南京匆匆回到上海,再也没有去开会。他回到上海后,在社评委员会上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了解我的苦衷,参加国民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面色惨淡,两眼红潤,声调近乎嘶哑,显得十分沮丧。
  胡政之曾借出席联大成立会的机会,筹备《大公报》美洲版。此后,他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选择在香港办报。不料香港《大公报》复刊不久,胡氏突然病倒,不能视事,待发现肝硬化病情恶化,便离港返沪治疗。1949年4月14日,上海解放前夕,寂然逝世于上海虹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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