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经典美文

我的歌手梦

作者:毕飞宇 来源:文苑·经典美文 202009期 时间:2020-10-18

是哪根筋搭错了呢?1990年,我26岁那一年,突然迷上了唱歌。1990年总是特殊的,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而我对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太年轻,总得做点什么。...

  是哪根筋搭错了呢?1990年,我26岁那一年,突然迷上了唱歌。

  1990年总是特殊的,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而我对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太年轻,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汇演。汇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学敏老师,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恢弘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我意外地发现人的嗓音居然可以这样,拥有不可思议的马力。

  我蠢蠢欲动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悄悄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想再考一次大学,让我的青春重来一遍。说明情况之后,南艺的老师告诉我,你已经本科毕业了,不能再考了。我又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我至今都能记得那个阴冷的午后,一个人在南师大的草坪上徘徊。我不会说我有多痛苦,只是麻木。我怎么就不痛苦呢?

  可我并没有死心。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所谓琴房,其实就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房子,贴墙放着一架钢琴。王学敏老师很吃惊,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中文的青年教师会出现在她的琴房里。她客气得不得了,直说“请坐”。我没有坐,也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学生。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唱歌毫无“用处”,离电视选秀还有漫长的15年。她问我“为什么”,问我“有没有基础”,没有谈费用的事。那时候,金钱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甲乙双方都羞于启齿。

  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20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四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一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都很折磨人。我在童年时代特别梦想画画,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梦只能自生自灭。到了少年时代,我又渴望起音乐来了,可一个乡下孩子能向谁学呢?又到哪里学呢?然而,如果你的学习欲望过于亢奋,你会觉得你是盛夏里的狗舌头,活蹦乱跳,无滋无味,空空荡荡。

  我在音乐方面的“基础”是露天电影留给我的。大约在八岁之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多了一个习惯——关注电影音乐。我不识谱,但是我有很强的背谱能力。电影的主题音乐大多是循环往复的,一场电影看下来,差不多也就能记住了。我母亲任教的那所小学有一把二胡,看完了电影之后,我就把二胡从墙上取下来,依照记忆,一个音、一个音地摸。摸上几天,也能“顺”下来。可我并不知道二胡一共有七种“定弦”,我只会使用一种——52弦。这一来麻烦了,每一首曲子都有几个音符对不上,怎么摸都摸不到。旋律进行得好好的,一个音突然“跑”了,不是高就是低,真是说不出的别扭。我问过许多人,也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其实也差不多。可音乐没有差不多,这是音乐特别不讨喜的地方,它较劲、苛刻,没有半点宽容,你要是跑调了,听的人会想死。

  我的“基础”就这些了。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了我,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do,让我唱。真是丢人,每一次我都走调。王老师只能示唱:“do——”这样我就找到了。王学敏老师对我的耳朵极度失望,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可我就是不走,我想我的脸皮实在是厚到家了。王老师没有把我轰出去,也无非是碍于同事的情面。

  对初学者来说,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它必须借助于腹式呼吸。王老师告诉我,婴儿在号哭的时候用的都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说话,人类的发音机制慢慢地改变了,胸腔呼吸畅通了,腹式呼吸却闭合了。所谓“打开”,就是回到人之初。一旦“打开”,不仅音色会变得圆润,声音还可以变得嘹亮,只要趴在地上,完全有能力与狗对抗。我们身体的内部隐藏了多少好玩意,全让我们自己弄丢了。我已经用胸腔呼吸了26年,要改变一个延续了26年的生理習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

  王老师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发脾气,像训斥一个笨拙的学生那样拉下脸来。我早就错过学习声乐的最佳时机了,除了耐心,我毫无办法。老实说,作为同事,被另一个同事这样训斥,心理上极其痛苦。

  我得熬过去。每天起床之后,依照老师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课:把脖子仰起来,唱“泡泡音”——这是放松喉头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头最有效的方法是睡眠。行话是这么说的,“歌唱家都是睡出来的”。可是,因为写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睡眠得不到保证。王老师不允许我这样。我大大咧咧地说:“我睡得挺好的。”王学敏把她的两只巴掌丢在琴键上,“咚”的一下。王老师厉声说:“再熬夜你就别学!”后来我知道了,谎言毫无意义,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气息在那儿呢。我说,我会尽可能调整好。我能放弃我的写作吗?不能。因为睡眠,写作和歌唱成了我的左右手,天天在掰手腕。

  如果有人问我,我所做过的最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优雅,可文艺了,可有范儿了,还很浪漫呢。可说白了,其实就是两件事:“咪”,还有“嘛”。你总共只有两个楼梯,沿着“咪”爬上去、爬下来,再沿着“嘛”爬上去、爬下来。咪——嘛——;咪、咪、咪,嘛、嘛、嘛;咪——嘛——。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发什么癔症呢?回想起来,我只能说,单纯的爱就是这样——投入、忘我,没有半点功利心,它就是发癔症。

  王学敏老师煞费苦心,她告诉我,气不能与喉管摩擦,必须自然而然地从喉管里“流淌”出来。她打开了热水瓶的塞子,让我盯着瓶口的热气看,天天盯着看。为了演示“把横膈膜拉上去”,她找来了一只碗,放在水里,再倒过来,让我拿着碗往上拔。这里头有一种矛盾的、等张的力量,往上拔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一样大。是的,艺术就是这样,上扬的力量有多少,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少。就单纯的理解而言,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说,有关艺术的一切问题都不复杂,都在好懂的范畴之内。这就构成了艺术内部最大的一个隐秘:在知识和实践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距离。有时候,它严丝合缝;有时候,足以放进一个太平洋。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呢?用王老师的话说,叫“站不起来”。王学敏老师在琴房里急得团团转,我估计她用一把斧头把我劈(打)开来的心思都有了。终于有那么一天,在那么一刹那,我想我有些走神,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怎么就对了?我有些措手不及。26年前,当我第一次号哭的时候,我身体的发音状况就是这样的吗?我不可能记得。我只知道,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发现了一种极其亲切的回忆。难怪博尔赫斯说:“不是历史照亮了现在,而是现在照亮了历史。”是的,历史被照亮了,它是一条不用训练就能“打开”的狗。

  哪有不急躁的初学者呢?初学者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她说:“前两年还是要打基础。”我一听“前两年”这几个字就按捺不住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了足球场。它是幽静的,漆黑、空旷,在等着我。我知道,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现场。毫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都要开三四场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可以传递过去,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递过来。传递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别唱了!”别唱?这怎么可能,我做不到。唱歌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一首曲子你就可以上瘾,你停不下来。我的心想唱,我的身体也想唱,不唱不行。

  可我毕竟又不是在唱歌,那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分成好几个段落,还重复,一重复就是几遍、十几遍。不远处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惨了——谁也受不了一个疯子在深夜的骚扰。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个疯子就是我。事实上,我错了。他们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年纪偏大的女生告诉我:“这有什么呀。大白天走路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撂出一嗓子,谁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很吓人的毕老师,我们都叫你‘百灵鸟'呢。”

  我不怎么高兴。我怎么就成“百灵鸟”了?一天夜里我终于知道了。王学敏老师有一首代表作《我爱你,中国》,第一句就是难度很大的高音——“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有时候我也唱的。当我铆足了高音唱出“百灵鸟”的时候,可不就是“百灵鸟”吗?

  写到这里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有些疯魔。我一个当老师的,大白天和同学们一起走路,好好地突然就来一嗓子,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说情不自禁也不为过。难怪有不少学生很害怕我,除了在课堂和操場,根本不知道这个老师的下一个举动是什么。

  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了学校,去了《南京日报》。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演唱生涯也到此结束。我去看望王老师,她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毕学敏,但是王老师说:“可惜,都上路了。”

  前些日子,一个学生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看一档选秀节目,附带着就说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学生问:“如果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会不会去参加?”我说我会。学生很吃惊,想不到他的毕老师也会这样无聊。这怎么就无聊了呢?这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没经历过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出声音的。

  我喜爱那些参加选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偏执让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继续。我从不怀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没有怀疑过爱。年轻的生命自有其动人的情态,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其实并没有学过声乐,充其量也就练过一年多的“咪”和“嘛”。因为长期熬夜,更因为无度的吸烟,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开”了。拳离了手,曲离了口,我不再是一条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个异己的、亲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树上曾经有过的枝丫,挺茂密的。

  王老师,是我亲手把它锯了,那里至今都还有一个碗大的疤。

  摘自“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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