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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楼大王陆建新见证深圳高度

作者:尹洁 来源:环球人物 202021期 时间:2020-11-19

陆建新1982年10月,18岁的陆建新站在罗湖火车站的出站口,心中一阵失望:这就是紧邻“东方明珠”香港的深圳特区?他是被同事的一封信吸引来的。那封信里描绘了深圳经济...

  陆建新

  1982年10月,18岁的陆建新站在罗湖火车站的出站口,心中一阵失望:这就是紧邻“东方明珠”香港的深圳特区?

  他是被同事的一封信吸引来的。那封信里描绘了深圳经济特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同事说那儿要建设50层的“中国第一高楼”,而陆建新当时见过的最高楼只有5层。为了参与这项让自己想想就心潮澎湃的建设,他毫不犹豫地从湖北荆门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然而走出罗湖火车站时,陆建新看到的是一片低矮的房子,四处是泥泞的道路,再远处是简陋的工地。他有点失落,继而安慰自己:对于一个学建筑的人来说,能让“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地方不才是最吸引人的吗?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不经意间已经投身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即将见证一个时代的奇迹。

  2020年10月14日,陆建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为建设者代表登上演讲台,回忆了自己初到深圳时的故事。此时的他已是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楼王”,但在他心中,自己始终是中国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

一个中专测量工的南下

  陆建新出生于物资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老家是江苏海门县(现为南通市市辖区)下面的一个村子。现在这里是上海大都市圈的一员,经济发达,2017年进入了全国工业百强县行列。但在陆建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家乡给他的印象则是闭塞、贫穷与落后。

  陆建新家里有五口人,他是长子,下有弟妹。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家中只有父亲一个成年劳力,陆建新从十来岁就开始下地干活,每周日跟随生产队的大人们一道出工,扛一把钉耙到田里。大人们将污泥从河中甩到岸边,等晒干后挑去田间地头做肥料,陆建新则负责将晒干的污泥一块块敲碎、耙匀。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专招生也恢复了。1979年,初中毕业的陆建新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而是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填报了一所中专——南京建筑工程学校。这样3年学业完成后,他可以较快地获得一份国家正式工作,挣钱养家。

  成绩出来那天,陆建新还在家里剥玉米棒,他的数学老师骑着自行车来报喜。当时全乡只有7个人考上了中专,而陆家所在的生产大队之前只考出去过一个学生,村里人见过的“知识分子”就是从上海来的几名知青。

  去南京上学那天,陆建新一头挑着薄板做的木箱、一头挑着铺盖卷,一大早先到镇上,然后乘长途公共汽车到南通,再乘市内公交车到长江码头,最后乘客船去南京。

  在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工程测量专业,陆建新度过了3年充实的学习生活。临近毕业时,因为他品学兼优,班主任本想推荐他去北京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陆建新自己却想留在江苏,为的是照顾家里人方便。老师最后折中了一下,安排他去了位于湖北荆门的中建三局一公司。荆门是老工业基地之一,有炼油厂、热电厂、机械制造厂,工程测量的本领有用武之地。

  1982年6月30日,陆建新到单位报到,领了工作服、安全帽,转天就下工地去了。施工条件虽然简陋,工作内容却与学校教的知识一一对应。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34.5元,陆建新花12元买了一双皮鞋。两个多月后,他便收到了那封同事寄来的信。

  标题1982年,陆建新在深圳国贸大厦项目工地留影。

  “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建立不久,有许多建设项目。我们单位负责深圳国贸大厦的施工,在我之前已经去了很多人。”陆建新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当年的深圳默默无闻,陆建新看着信上的“圳”字,不知道该怎么念,还专门翻《新华字典》查了一下,但信中的内容已经勾起了他的向往。很快,单位正式通知陆建新去深圳做施工测量,他和另外一名同事马上办好赴深通行证,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们是从荆门乘火车到武汉,中转广州,再到深圳的。路上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南下打工的人真多啊!车厢里挤满了人,中途上下车时,人们干脆从窗口爬进爬出,大部分人是从武汉上车,一直站到广州下车。”陆建新回忆道。

  到广州后,两人再换广九列车,感觉又明显不一样了,“有空调,一人一个座位”。陆建新想,香港那么繁华发达,深圳靠近香港,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

  下车之后,两人随着人流往外走,很快来到罗湖边检大厅,却被工作人員拦住了。原来他俩跟着的是返港人流,再往前就出境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俩,深圳在他们后方。两人笑着往回走,这才发觉自己的穿着与周围人明显不同,在人群中才被工作人员一眼注意到了。

  陆建新对深圳的第一印象与想象中差距很大。首先是小,“罗湖火车站才那么一点,又破,车又少,还不如江苏一个县城火车站。整个城市真是一眼望到头,没什么楼,马路窄,到处是杂草地。”

  其次是生活条件差。“我在荆门住的至少是砖墙房子,到深圳则住进了毛竹棚,还是两层的,不结实呀!到了晚上,大家下班回来一走动,整个楼都在晃啊、摇啊,嘎吱嘎吱地响。”陆建新说,“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四面透风。”

  1983年来了一场大台风,把整个房顶都吹翻了,大家像逃难一样,把被子、蚊帐卷一卷,搬到了国贸大厦的工地上,第二天继续干活。等毛竹棚修好了,大家又搬了回去。

  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建设者的工作热情却十分高昂。陆建新刚到的时候,国贸大厦工地还只有一个基坑,“比我先去的那一帮人就在基坑里面扎钢筋,搞得热火朝天的”。

  在国贸大厦边上,是二三十层高的湖心大厦,上面挂了一条标语,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我心说,深圳真是厉害,这个话也能说呀?这在内地是不可能看到的。”陆建新对记者感叹道。

  关于“深圳速度”有个形象的说法:三天一层楼。这句话就与国贸大厦有关。本来,陆建新和同事们采用的是传统翻模施工技术,10天建一层楼。建到第七层时,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决定采用滑模施工技术,但当时国内还没有先例,结果前三次尝试都失败了,团队压力很大。“我们通宵达旦地研究,终于找出了原因,第四次成功了。”

  160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是中国最早建成的综合性超高层楼宇,也是当年深圳接待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景点,有“中华第一高楼”之称。但不久后,这个纪录就被陆建新团队打破了。

  1984年到1986年,建筑高度165.3米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拔地而起。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栋超高层钢结构建筑,国内当时还缺乏相关专业,更不用说实践经验了。因此,这座大厦由日本人设计、采用日本钢材、钢构件在日本加工,就连焊接方法也来自日本。

  为了做好这项工程,中建三局一公司派出10名焊工,专程赴日本学习最先进的焊接技术,回来后再教给其他人。但一些香港同行却对内地的测量技术表现出轻蔑,一家香港公司甚至预言,这幢大楼会被盖成“第二个比萨斜塔”。负责测量工作的陆建新,压力巨大。

  “国内没有钢结构施工专业,老师也没有教过,而钢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测量方式是大相径庭的。”陆建新熟悉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是一层一层盖起来的,测量时站在每一层的楼板上就可以,很稳定,也很安全。钢结构却要先立钢柱、钢梁,只有框架没有楼板,陆建新有时要站在约20厘米宽的钢梁上测量。当时的安全设施并不齐全,因此钢结构的测量工作危险性更高,难度更大。

  在深圳酷热的天气里,钢梁很容易发烫,陆建新经常站一会儿便汗如雨下、头昏脑涨。为了完成好测量工作,他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误差只有美国人的1/3”

  1994年,陆建新迎来了让他至今难忘的深圳地王大厦工程。听说要建384米的“亚洲第一高楼”,他本来很兴奋,但一开工,具体的困难和危险就来了。

  地王大厦也是钢结构建筑,一根钢柱有三四层楼那么高,还是先搭框架,而且一搭就是两三根钢柱,等于近10层高都没有楼板,陆建新在上面做测量时,有一种“高空走独木桥”的感觉。

  “项目施工到100米了,还没有装施工电梯。我每天背着20公斤的设备,沿着钢管脚手架爬上去测量,经常凌空走在巴掌宽的钢梁上。当时心里也害怕,但干了这份工作就要负责、就不能退缩。”

  深圳地王大厦曾是亚洲第一高楼。

  位于陆家嘴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右侧超高层建筑)。

  建深圳发展中心大厦时,陆建新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测量办法,准备应用在地王大厦项目中。同时,香港那边的总承包商也派了两名测量工程师来指导监督。

  “香港工程师很敬业,一来就爬上了框架的最顶端。他们的设备先进,测量精度很高,但我觉得自己之前的技术也有可取之处,所以就先用原来的技术看柱子直不直,等柱梁全部装完后,再用香港工程师的方法,爬到柱顶上精确测量。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钢结构的测量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有时候,陆建新要站在300米的高空“走独木桥”。他对记者坦言,当时是很害怕的。有同事调侃让他下去,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强——猫着腰,跨坐在钢梁上,双手扶着,一下下地蹭过去。在上面干了几分钟后,一低头就觉得脑子发飘,只好紧紧抓住身边的柱子,等松开的时候,柱子上就留下一个汗手印。

  地王大厦竣工验收时,采用的是美国钢结构施工验收标准,允许偏差75毫米,而地王大厦的实际偏差仅为25毫米。陆建新因为技术创新,也获得了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奖项——中建三局颁发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我非常珍惜这个奖,因为地王大厦在我们中国的超高层钢结构施工史上,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大楼。”陆建新对记者说。

“我想建一栋超千米大楼”

  地王大厦之后,陆建新又相继主持建设了北京国贸二期、北京银泰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项目。截至2016年,在国内7座超百层大楼中,陆建新主持承建了其中4座。他凭借技术突破在国内外多次获奖,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国楼王”。

  从一名普通的中专毕业生成长为国际技术专家,除了个人努力外,也离不开历史的机遇。陆建新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赶上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建设大发展的时代,毕业后参与的首个项目就是“中华第一高楼”,之后的项目更让他有了与国际同行学习的机会,各方面都提升很快,尤其是地王大厦工程,“吃过‘地王的苦,后来的苦都不在话下”。

  还有伯乐的赏识。参与北京国贸二期项目时,陆建新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不仅要管工程技术和施工方案,还得兼管后勤。他化繁为简、井井有条地做了下来。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欣赏陆建新,想调他回深圳总部,当办公室副主任。陆建新考虑到在深圳的妻子和孩子,便一口答应了。

  结果这事最后被公司总经理拦了下来,认为公司更需要陸建新从事技术工作,不同意他转岗。从此之后,陆建新在单位越发受到重视,否则今天可能不会有这么一位“楼王”了。

  时代始终在发展,从没有超高层钢结构建筑,到钢结构施工技术全球领先,中国只用了30多年。但随着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近年来中国超高层建筑的建设速度放缓了,决策者开始更多考虑民生工程、百姓工程,努力建造更多的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立体停车场、市民休闲娱乐设施,等等。

  “我们想为百姓建设更多、更好的生活设施。”陆建新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带领团队仅用20天时间,就以高标准建成了拥有1000张病床的深圳应急医院,展现了新时代的“深圳速度”。

  不过,陆建新也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未来能在国内建设一座千米级大楼。

  从技术上说,这并不是梦想,目前中国的施工技术、设备、材料、管理能力都有了飞跃,在国际上处于一流水平,完全可以建造高度超千米的大楼。

  “哪怕只建一座就行,作为我们向世界展示的一个窗口,证明一下中国人的建造水平。”陆建新对此充满憧憬。

  陆建新1964年生,江苏人,现任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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