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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朝鲜,打出一个世界“战神”

作者:佚名 来源:环球人物 202021期 时间:2020-11-19

1950年10月19日晚,在经过18个昼夜的紧张思虑后,毛泽东终于有了一夜完整的睡眠。出兵已定,作为志愿军的最高统帅,接下来他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朝鲜战场的指挥上。毛...

  1950年10月19日晚,在经过18个昼夜的紧张思虑后,毛泽东终于有了一夜完整的睡眠。出兵已定,作为志愿军的最高统帅,接下来他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朝鲜战场的指挥上。

  毛泽东一生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在几个战场上同时与敌人作战,具有高超的战略思维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党史专家石仲泉用“战神”来形容他:“他既没上过保定军官学校,也没进过云南讲武堂,只在辛亥革命后到长沙当过半年‘新军。他投笔从戎,一生征战,从以弱胜强中打过来,在任何时候没有害怕过任何敌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驾驭战争,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神。”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显然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挟二战胜利之威的美国军队作战。抗美援朝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守”,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最终,抗美援朝一战让世界看到了毛泽东的“战神”风采。“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是从中国人民视角树立了他的‘战神形象,那么他领导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打得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丢盔弃甲,打得杜鲁门输掉美国总统大选,则是连在二战中扭转乾坤的斯大林也未能想到的。”石仲泉说。

第一次战役,“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从10月19日到22日,志愿军第38、39、40、42军及炮兵部队共25万人隐蔽开进朝鲜。毛泽东下令“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他务求初战必胜,想利用敌明我暗的优势,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让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站稳脚跟。

  “当时敌人并不清楚,我们到底出没出兵、出多少兵,有什么意图。在他们眼里,你们中国说美军过了三八线就要管,可你们怎么管呢?毛泽东发现并抓住了对方轻敌这一点,以至于第一次战役期间,国内报刊和朝鲜人民军总部的战报都没有公布志愿军参战的消息。”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志愿军入朝5天前,毛澤东曾提出一个设想,即抢占平壤、元山以北山区,建立防御阵地,先站住脚,如敌不北进就不主动进攻,等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到了,完成训练,再谈攻击。然而,就在志愿军入朝当天,所谓“联合国军”已攻占平壤。麦克阿瑟改东西对进为东西两路,大举北上,直逼中朝边境。

  10月19日至21日,毛泽东与单车入朝、同金日成会面的彭德怀失去了联系,但根据其他前方报告,他判断此时让志愿军赶到预设战场已不可能,于是果断修改作战计划,决定要在运动中歼灭冒进之敌。

  10月21日深夜2时30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小时后,毛泽东电告邓华:“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问题。”4时,毛泽东再次电示彭、邓等,要求注意控制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阻敌,勿让敌人占领。

  在21日凌晨的这几个小时里,毛泽东连发几份电报,内容涵盖作战时间、部署重点位置,甚至在第一封电报里还细致地提及:“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同时指出:“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

  “毛泽东考虑问题是非常全面、周到、细致的。他首先会了解全局的情况,然后再根据形势的变化,敌变我变,量敌用兵。他不是古板的,定下一个决心以后就不变了。而是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决心,自己的目标,自己的部署。”罗援说。

  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毛泽东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的思考是逐渐成熟的。开战前,他最担心敌机对地面作战的影响,在10月23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他按照敌机妨碍地面作战的两种可能性,设想了作战的两种可能结果,希望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来避免空袭,同时为志愿军确定了在朝作战的基本方针,即“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随着南朝鲜军进至清川江附近,相隔千里的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在思忖战机。10月23日,毛泽东多次电令彭德怀和邓华等,要求第40军、第39军不要过早与敌接触,要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诱敌深入,利于歼击。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

  第二次战役中,中朝人民军队在东线向号称“王牌”的美陆战第1师等部队展开围歼战。

  彭德怀研究了敌情,感到在敌人以师、团、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的情况下,要想采取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办法有许多困难,搞不好会贻误战机。25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北纬40度线以北的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松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40军。此时就是战机。

  这天上午,南朝鲜军第6师一个加强营由温井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40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全部歼灭。这场遭遇战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后来接替麦克阿瑟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支中共军队就像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出色的贴身近战几乎把该营打残。”

  11月1日至3日,第39军在云山与美骑兵第1师展开了一场中美王牌军对王牌军的战斗,并取得胜利。这一战震惊了美国白宫,他们确定中国已出兵朝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形容这一天“灾难降临了”。

  1950年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初战胜利,歼敌1.5万余人,并将所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麦克阿瑟对形势仍然保持乐观和看好,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1950年11月24日,他从东京飞往朝鲜,发出了向鸭绿江发起总攻的信号,并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国人不会卷入这场战争”,战争会在“两星期内结束”。

  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收复平壤。

  毛泽东早就预料到会有一场恶战。在第一次战役尾声,他就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第20军、26军、27军)入朝,以对付东线的强敌——美陆战第1师。1950年11月初,第9兵团秘密入朝,加上10月下旬入朝的第50军、第66军,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9个军30个师约40万余人,是所谓“联合国军”兵力的1.7倍。

  11月18日,毛泽东给彭德怀、邓华等发电报,指出“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经毛泽东与彭德怀商讨,第二次战役主要采取诱敌深入战术,这是我军在国内革命战场上的拿手战法。志愿军计划在西线将敌人引至清川江以北山地的包围圈,在东线将敌人分割包围于长津湖附近地区。

  1950年11月25日是一个月圆之夜。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在朝鲜战场上,月夜是志愿军进行夜战的最好时机,美军将这时的月亮称为“中国人的月亮”。当晚,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这是毛泽东决心改变朝鲜战局的一战,他发电报特意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各军努力执行之。”

  在罗援看来,第二次战役也是五次战役中最精彩的一战。“这次战役把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运用得炉火纯青。西线美第8集团军和东线美第10军之间有一个100公里的间隙结合部,这里是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在这个间隙里,第38军和第42军形成了一个双重穿插、双重迂回的作战景象,一举改变前期胶着的战场形势,这在世界军事史中都是罕见的,体现了毛泽东‘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大胆穿插迂回‘捡弱敌打、捡要害部位打等军事思想。”

  作为敌军东西两线的交汇处,德川是第二次战役中的关键地点。在这里,第38军将南朝鲜第7师“包了饺子”。早在第一次战役时,毛泽东就看到了德川的重要性,电报中多次提及。罗援认为,对于指挥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在战争全局之中,毛泽东总能一眼洞穿战略枢纽的所在。哪一步棋下了满盘皆活,哪一步棋下了满盘皆输,他了若指掌。”

  西线激战的同时,东线也展开了一场极为艰难的苦战。11月27日,第20军、27军发起反击,将美陆战第1师大部和第7师1个多团分割包围在长津湖附近地區。11月30日至12月2日,志愿军全歼美第7师一个加强团,美军战线发生动摇,开始全线向南退却。撤退途中,由于志愿军一路密集阻击,美陆战第1师开路部队每小时只能前进500多米,后来他们将此段路程称为“地狱之旅”。

  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1营6连奉命在死鹰岭阻敌南逃。然而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下,全连125名官兵最终冻死在阵地上。他们如同一座座冰雕,全体目向前方,手掌因冻结在步枪上无法分开。

  后来战友在上海籍战士宋阿毛身上发现了一首绝笔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耸立在我的阵地上。”多年后,美陆战第1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回忆:“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在西线乘胜追击,进占平壤,在东线进至咸兴,收复兴南及沿海港口,共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最终美军在10天内连退300公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退却”。此后,所谓“联合国军”从进攻转入防御,朝鲜战局彻底扭转。

  从1950年10月到12月,是毛泽东工作高度紧张的一段时间。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毛泽东曾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前方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要以最快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

  长津湖战役中,第20军战士宋阿毛的绝命诗。

  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攻克汉城,在国会大厦前欢庆胜利。

  只有一封电报被周恩来压了下来,直到1个多月后才交到毛泽东手上。在第二次战役中,位于朝鲜大榆洞的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不幸牺牲。彭德怀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做了汇报,短短的电文,他竟写了一个钟头。

  1951年1月2日,周恩来决定将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当时毛泽东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他却看了很久。机要秘书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他记得毛泽东没有流泪,但是脸色很不好,最后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从此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1958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关于是否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最初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作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深知志愿军两次连续作战,虽然大胜但尚未歼敌主力,指战员们十分疲劳。军队因作战和冻伤减员已达10万,供应也无法保障,战士们的衣衫鞋袜已经破烂,难以御寒。于是在志愿军占领平壤后,12月8日,他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下一步休整和作战考虑:“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

  毛泽东了解志愿军的困难,但是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等不到来年春季再战了。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题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他强调:“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就在第二天,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

  “毛泽东决定发起第三次战役,把战线进一步前推到三七线,是有军事和政治双重考量的。”罗援说。“一方面美国可能假停火,真备战,另一方面美国已将三八线视为无物,那我们也没必要被三八线束缚手脚。”

  在中朝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15至20公里。1951年1月2日,所谓“联合国军”全线撤退,美国评论家描述他们是一时被“打晕了头”。此后中朝军队势如破竹,于4日进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收复仁川,所谓“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在看到敌人有诱我深入的意图后,彭德怀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至此结束。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经过要图。

第四次战役,“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青黄不接”,很多军事学家用这个词形容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的状况,久战疲劳,伤亡减员未得补充,补给严重不足,急需休整。但美军没有给予我们喘息机会,时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不甘心中朝军队未能进入他设计的圈套,遂改变战术,利用我军没有后方供应保障的弱点,不断组织猛烈攻击。从1951年1月25日始,中朝部队被迫停止休整,转入防御作战。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等:“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

  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从1951年1月下旬开始,双方兵力大体相当。中朝军队第一线兵力共28万余人,所谓“联合国军”投入地面部队25万余人,但其飞机、大炮、坦克和物资供给占明显优势。这一阶段,中朝军队作战异常艰辛。而且,我軍应对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此前我军经常进行防御作战,但进攻之敌都是以步兵进行突击,较少使用飞机和坦克,炮火也有限。可朝鲜战场上不同,美军实行的是空地配合的立体进攻。”以汉江南岸的防御战为例:美军对我军一个团的防御阵地发射数万发炮弹,而且这些炮弹是由炮兵校正机指挥发射的,比较精准。同时,数十架次飞机空投上百枚炸弹。一位老兵曾回忆说:“飞机上往下扔炮弹,不是一个一个丢的,像倒垃圾一样倒下来。”一旦敌军火力推进,我军伤亡就会非常惨重。几次交手下来,我军也找到了应对策略,就是让前沿部队实行疏散配置,火炮分散隐蔽,待敌人靠近,我步炮兵突然开火;同时,白天失去了阵地,夜间再反击夺回,反复僵持。

  2月6日至10日,第66军第198师第594团就是这样与美军反复争夺位于五音山的330高地,他们先后击退敌人大小进攻上百次,击毙敌人1500余人,最终趁着夜色夺回330高地。

  李奇微对我军夜晚作战方式有过描述,他说:“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敌人在暗夜中悄然无声地出现在我方阵地,四五个穿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把我方哨兵吓进碉堡,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已打响了。”

  第一阶段作战于2月16日结束,历经23天,歼敌2.2万余人。但是我方伤亡也较多,兵员亟待补充。参与轮番作战的部队还没有入朝,第二阶段更加艰苦的作战已揭开序幕。1951年2月21日,彭德怀面见毛泽东,报告了志愿军作战困难的情况,包括伤亡很大,兵员得不到补充,战斗力减弱,几十万指战员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没有新鲜蔬菜,营养不良,许多人有夜盲症等。毛泽东沉思良久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石仲泉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使彭德怀顿时感到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彭德怀提出的各种困难,由中央军委召集各部门负责人逐条讨论,轮番作战部队及时入朝和交通运输保障物资供应等问题陆续得到解决。”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从1951年2月17日开始。这一阶段任务主要是迟滞敌军进占三八线,为第二番部队到达前线作战争取时间。3月初,志愿军的面临的困难局面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弹药不足、炮损严重,炮兵部队大多撤到三八线以北。前线部队指战员的各种装备破烂不堪,战士赤脚露体已成普遍现象。整个3月,朝鲜冰雪融化,公路泥泞似“巧克力汤”,大大影响了美军的进程。4月初,中朝部队已基本撤至三八线以北,敌军因发现我方大量新锐部队到达,停止了进攻。志愿军司令部“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意图终于得以实现。

  战士们用手榴弹打得美国兵从坦克里钻出来举手投降。

  志愿军战士关崇贵用轻机枪打下的敌机残骸。

  随志愿军出征的民兵队在冰天雪地里把大量物资源源送上前线。

  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历时87天,中朝军队共歼敌7.8万余人,超过前3次战役歼敌人数总和。所谓“联合国军”虽然由三七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但平均每天前移1.3公里,要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

  在第四次戰役中,所谓“联合国军”发生了一件大事。1951年4月11日深夜1点,杜鲁门的新闻官突然把记者们叫醒,在白宫举行特别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对麦克阿瑟的撤职书。实际上,3月20日,美国政府已通知麦克阿瑟应寻求与中方谈判,可他在3月24日狂妄发表声明,威胁轰炸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美国政府首脑大为愤慨,于是就出现了将他公开撤职的一幕。徐焰说:“美国政府首脑考虑到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苏联,不愿长期陷于一场无法打赢的朝鲜战争。得知麦克阿瑟被撤职的消息,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感到欣慰,这证实了这场战争控制在朝鲜境内估计是可以实现的。”

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石仲泉说:“第四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入朝作战整整半年。经过前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和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深化了。他提出‘不能速胜则缓胜的思想,就是对战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的概括。”这个思想在1951年3月初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进一步明确了,即“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不能速胜则缓胜,成为第五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所打的一次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大战。第二番部队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共6个军已开进前线,加上原有第一番部队9个军,以及人民军3个军团8万多人,总兵力达100万。空中掩护和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已有改善。敌方投入的兵力也有百万之众,且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石仲泉说:“这是一场世界级别的大战,就其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而言,丝毫不逊于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次战役。”

  起初,第五次战役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歼敌人数并不多,且志愿军有5个师连续密集地遭到敌人空炮火力攻击,伤亡惨重。徐焰分析,有一个主观原因,志愿军领导仍沿用国内战争打大歼灭战的方法,口张得太大,预定的突击距离太远。

  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整个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就是说,打英美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英美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27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参谋长解方时,将上述思想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零敲牛皮糖”法逐渐奏效。5月30日,志愿军第65军577团2营在涟川以东2公里的高地,反击美骑兵第1师5团2营的进攻,歼敌250余人。志愿军第15军团29师附炮兵两个营又4个连,在金化以南芝浦里与加拿大第25旅、美第3师及美第25师的1个团展开机动防御战。到6月7日,先后击退敌人大小进攻34次,歼敌3500余人,平均每次战斗歼敌100余人。

  第五次战役,中朝军奋战50天,共歼敌8.2万余人。经过这次战役,美国当局认识到要想吞并朝鲜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坐下来谈判才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出路。同时,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8.5万人的代价。由于指挥错误,志愿军第180师遭受重创,全员损失大半。这是志愿军成建制失利最严重的一次。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表达了毛泽东对第五次战役的意见:“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指导前方代表团谈判的“导演”

  1951年6月23日,杜鲁门在一次典礼上发表演说时,突然插进一段与典礼内容毫不相干的话:“美国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给李奇微发出一份寻求与中朝军队谈判的急电,让他在30日向朝鲜军司令部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

  “为什么会谈判?这场政治谈判是怎么赢来的?”

  “简单一句话,美国在战场上难以为继了。”石仲泉说。“从朝鲜战争近一年看,美国军队人力、物力、财力消耗这样巨大,是当初没想到的。再打下去,整个所谓‘联合国军都增兵困难。同时,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目标是对付苏联。”杜鲁门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

  1951年7月,朝中代表团(左席)与美国代表团开始进行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战场上的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

  麦克阿瑟与李承晚亲密互动。

  对美军寻求谈判这一进展,毛泽东已有预料。1951年6月初,中朝军队将所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到三八线附近,战争转入对峙阶段。他说:“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不过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

  “毛泽东就是指导前方代表团谈判的‘导演”,石仲泉说。“前方代表团的谈判情况都由时任谈判工作组负责人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指示也主要通过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和彭德怀等。”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整个谈判中,敌人常想“搞点什么名堂”。

  7月10日清晨,双方举行第一场谈判会议。美方代表团抢先进入会场坐在面朝南的位置。按照国际惯例,胜利一方面朝南坐,战败者面朝北坐。宣布开会时,美方又立即把一面所谓“联合国军”的小旗摆在桌前。为打击这个气焰,第二天会议,朝中代表早早进入会场。坐在朝南的坐席上,并且把朝北的坐席换成一排排的矮凳子,还把一面朝鲜国旗放在了台面上。

  谈判开始后,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遭到对方一口拒绝。美国人不讲理到什么程度?他们要求朝中方面让出1.2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对他们的补偿,理由是他们的空军海军很强,能打到鸭绿江边,所以朝中方面让一让也不吃亏。

  毛泽东致电指出:美方代表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的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谋和诚意,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然后再痛驳其所谓海空军给予地面作战的影响,及地面停战而海空不停战的奇谈。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

  谈判背后,美军的“动作”更是不断。8月22日晚,一架美国飞机侵入中立区,低空盘旋后,投下4枚燃烧弹,12枚杀伤弹,并对朝中代表团驻地补充扫射。第二天,朝中方通知美方,停止谈判会议。实际上,8月18日,美国人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但由于美军夏秋攻势失败,美方代表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谈判桌前。

  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是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朝中提出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所谓“联合国军”则要求交换战俘资料。通过交换资料,美国确认所谓“联合国军”战俘总数远少于朝中战俘。由于很多朝中战俘以前是国民党军和韩军,美国意识到所谓“联合国军”战俘在数量和忠诚上的优势可以为西方谋求一场意识形态宣传战的胜利。

  1951年12月11日,谈判战俘问题的小组会举行。美方仍然不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全部遣返原则,主张“对等遣返”,坚持“一对一”的交换,进行“自愿遣返”。这个主张再次遭到我方坚决反对。从1952年4月上旬,美方开始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所谓“甄别”,使用威胁利诱动刑等各种手段,逼迫战俘表示不愿遣返。4月底,双方举行代表团大会行政性会议,美方代表提出所谓“一揽子方案”的最后通牒,声称只遣返朝中方面7万战俘,不可更改。

  1953年,美国与韩国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在韩驻军并建立军事基地,成为今天东北亚局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坚决且强硬,接连电告代表团:应利用《日内瓦公约》揭发对方违反该公约的各种行为。应坚决反对所谓“甄别”,指出按照公约根本不许可有任何“甄别”。几经周折,直到1953年6月8日,战俘协议才达成,协议规定:“停战双方立即遣返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在停战生效60天后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至此,朝鲜停战协定的全部议程达成一致。

  誰料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破坏谈判,从6月17日深夜起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为严惩李承晚集团,彭德怀请示毛泽东批准,并指示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志愿军给予南朝鲜军4个师歼灭性打击,歼其5.3万余人。李承晚集团只得乖乖接受停战,美方代表团也一改狂傲表现,对朝鲜停战后李承晚在遵守停战协定问题上作出保证。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非常高兴,在中南海的院子里清唱了一曲京戏。接着他又对身边的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脱下军衣,说明他心里的一些忧虑和担心终于解除了。

“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曾这样论述抗美援朝的胜利意义:“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抗美援朝首先是一场正义之战。70年前,中华民族在百废待兴的特殊时间点,被迫参与一场战争,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当时,美国派兵干涉朝鲜内战,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并出动海军侵入台湾海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面对美国的霸权挑衅,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有奋起抗争。从本质上来说,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独立、自由和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一场伟大斗争。

  抗美援朝更是新中国站稳脚跟的立国之战。石仲泉说,这场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这也为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富起来、新时代走向强起来奠定了坚实根基。同时,抗美援朝战争使人民军队经受了现代战争锻炼,实现了全面转型。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打出了国威军威,提高了国际地位,稳定了东北亚局势,维护了世界和平。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给参战国人民带去的痛苦和“后遗症”。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作战伤亡约36万人,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战争期间,朝鲜人口锐减近120万,直接经济损失4200亿朝元,无数工业建筑、住宅、医院变为废墟。侵略者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作战伤亡14万余人,战费支出达400亿美元。

  战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随后,美苏展开军备竞赛,冷战加剧。1953年,美国与韩国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在韩驻军并建立军事基地,成为今天东北亚局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2016年,美韩不顾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让东北亚局势迅速升温。70年前的美国在朝鲜半岛举兵冒进,70年后的美国依然在亞太地区“兴风作浪”。

  不同的是,如今中国人民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在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在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已经证明并将继续用实践证明,我们不惧怕任何敌人,能战胜任何敌人,我们将永远为捍卫正义、维护和平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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