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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莫忘版本的价值

作者:宋宇 来源:博览群书 202009期 时间:2020-10-18

图书版本是高级文化载体,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华传承五千年文明,图书版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文化的繁荣,也是文脉传承的象征。出版图书的版本要求与价值版本学具有无所...

  图书版本是高级文化载体,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华传承五千年文明,图书版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文化的繁荣,也是文脉传承的象征。

出版图书的版本要求与价值

  版本学具有无所不包的内容,国内出版行业对版本学的定义主要是以书籍的版本为研究对象。总的来说,它是探讨书籍发展史或一书的传本源流及学术史中的地位。

  首先,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图书版本学主要针对古籍图书,它也是最初体现版本价值的图书类别。古代书籍形式不同,诸如写本、刻本、抄本、批校本等种类繁多,另有盗本、伪本、删本、修订本等版本类型,如何鉴别善本,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较高价值的版本,古人对此早已有版本意识。以《文心雕龙》为例,它自问世以来,流传下来就有数十种版本,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较出名的通行本是清黄叔琳(公元1672—1756年)《文心雕龙辑注》。现代印刷技术发展以来,《文心雕龙》的出版作品类型就更多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都是当代出版的佳本。因此,对古籍的版本研究与出版并非以搜集、保存善本为唯一目的,还要注重整理、再利用的价值。以佛教经典总集《大藏经》为例,一千多年来光汉语就有多个版本的藏经,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0余种。清代官版藏经乾隆藏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 ,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它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历经多次战乱,已经由原来的150余部保存至不足30部。而为避免古代刊印的许多种大藏经的缺失,上世纪60年代初,部分学者提出作为抢救文化遗产编辑出版汉文《中华大藏经》。1982年8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决定,委托任继愈先生负责,开始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历经13年,动员了约160人参与,最终于1994年底编纂完成。汉文《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会勘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8种有代表性的藏经,为继承和研究佛教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原始更优越的版本。这一例子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籍图书出版的版本要求只会越来越高,它是我们保存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过程中对出版者提出的时代使命。

  其次,近现代以来,由于学科发展日趋细化,图书出版发行量增大,类型增多,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版本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例如电子图书是近年来新兴领域中开拓出来的新型数字资源,对读者而言它获取快捷、阅读方便。这种优势也决定了版本工作更加重要,对编辑的版本整理、研究提出巨大挑战。再比如当代版本学对图书表现形式也有涉及。以文字与图像结合的形式为例子,《林海雪原》小说自出版后就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全国有多家出版社推出了连环画出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一大文化事业繁荣的景象。这其中,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改编的6集连环画册,它由罗兴和王亦秋共同繪画而成,在所有的《林海雪原》连环画版本中是绘画最精良、册数最多的,这一版本因此具有了较高艺术性和收藏价值。《林海雪原》小说和连环画在不同领域的共同成功,反映了版本形式的多样性要求。

  图书版本在出版工作中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它足以体现出不同图书的孕育、流动及发展的曲折过程,更有甚者,许多经典优秀的人类著作在传播中的多个版本能够揭示思想史的信息。例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从侧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的主要经典著作《资本论》的第1卷,第1分册(即第1卷的第1篇),由陈启修(陈豹隐)根据德文版参照日文版翻译。而后有多人翻译、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多个版本《资本论》在国内流传。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它自译出以后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多次重印,发行量达3万多。新中国成立后更加得到广泛的传播,上海三联书店于1950年、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都发行了这一版本的《资本论》。1968年人民出版社更印发了大资本三卷29册。近年来,该著有新的版本形式问世,例如2018年1月,接力出版社推出了少儿彩绘版《资本论》。习近平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评价,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图书的版本应用情况

  图书在出版过程中主要会发生以下几种版本情况:

  第一,同一本图书由不同编辑、不同出版社出版,从而出现了不同版本。有的图书在出版中会对原书内容作出修改处理,有的图书则虽然未修改,但是或更改书名,或配套了序、前言等内容,这些都决定了版本的好坏优劣。比如代表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的《三言二拍》。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齐鲁初设、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分别出版了各自的版本。对编辑而言,如何选择更优秀的版本是一个问题。

  第二,版本变化体现在装帧、字体、排版等方面。不同的书籍,为了适应不同读者对象的需要,出现了或竖排、或横排、或简体、或繁体、或大字体、或者平装、精装、单册、分册等区分。2014年9月,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面向海内外发行,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该书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多语种版本有助于国内外读者系统了解、掌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2017年该著版本进行修订,加标了“第一卷”再版发行。2017年11月,由上述三家单位共同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了中、英版本共同发行。该书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辑作了注释,附在篇末,并收入习近平的图片29篇。这一系列图书的版本变化体现了读者市场的需求及出版方的正确应对措施,对完善理论指导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古籍的翻印、整理产生的不同版本。古籍版本如何鉴别以及其整理的程度都有赖于编辑的决策。古书版本一般讲究“物以稀为贵”以及“越古越好”,这是无可厚非的。版本越是古老,越能接近原书风貌。然而,这其中也会有文字抄错、刊刻错误等问题。很多古书的校勘就是为了平衡保持原貌和维护正确的问题,自然,很多时候许多改动无异于画蛇添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古书类编辑对版本的体会和心得也体现在这里。

  第四,翻译外文图书出现的不同版本。一本外文经典名著往往会有不同译者,更何况同一著作有多种语言的问题,这些不同译本加大了版本选择的难度。另外,外文图书还有书名翻译不同产生的版本问题,例如《飘》与《乱世佳人》。在中国出版的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它的中译本很多,1942年由梅益根据英译本首先翻译了该书,并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第一个版本的中译本发行后受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解放区人民的欢迎。而后从1952年到1955年该书共印了25次,第2版到第4版的发行时间间隔不超过16年,共印了32次,它的版本变化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由于思想斗争错综复杂,许多书尤其是外文译本的版本多次变化,这对我们这一时代出版事业的规范性及编辑的辨析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第五,电子图书出版产生的版本问题。数字化时代的电子图书区别于纸质文献,网络普及之下,数字出版在成熟之前难免产生版权、技术等问题,也会因其载体等不同产生不同版本。比方说,同一内容由于不同的表现形式,添加了动画、音效等多媒体要素而形成了不同版本;由于不同文件格式存储方式以及不同的制作机构产生了不同版本;由于传播、发行途径不同而产生的网络版、单机版等。电子类图书版本问题是应对当前高科技时代发展需要的新领域,对编辑同样提出了更高的版本学要求。

图书出版中的版本问题应对

  图书出版编辑过程中的版本意识非常重要,好的版本带来好的图书,理解版本的价值,掌握图书版本的鉴别技能迫在眉睫。除了树立版本意识以外,图书出版还要根据不同版本问题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第一,为了保存文献的需要,对各类政治、历史书籍要尊重史实,保持原貌,防止删改。许多文献资料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可能发生改动,为了给后人提供精准参考资料,编辑应最大限度保存版本的完整性。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选集》是刘少奇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及重要讲话。收入选集的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凡是刘少奇生前公开发表过的或有手稿的选入文集部分,出版社都保持原貌,只做了少量文句和史实的校正,对讲话记录稿的文字整理同样遵循了这一原则。这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二,对不同古籍版本认真鉴别出版,为读者推荐合适的善本,使读者通过阅读善本而获得最佳体验。以四大名著为例,四部书皆有上百种版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明代刊刻的金陵世德堂本整理出版了《西游记》,流传较广,于1980年再版,2010年三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影印本《西游记》,此外还有清抄本《西游记》等不同版本问世。《红楼梦》成书后多达10余种手抄本,刻本、铅字本同样繁多。作家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是整理读本《红楼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红楼梦》出版。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以庚辰本为主要底本的《红楼梦》新校注本。《水浒传》《三国演义》同样存在多个底本、整理本、校注本的版本情况。优秀的出版社选择优秀的底本出版,才能受到读者长久的欢迎。

  第三,电子图书版本除了遵循版本学理论外,还要对技术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和创新。电子图书说到底,是由小及大、全方位的信息工程,包括了信息加工、存储、检索、传输、利用等方面,因此电子图书版本制作是多单位、多角度、多层次合作的复杂过程,单靠传统图书编辑的独立性工作无法完成。重视图书版本的探讨、加强版本理论研究、推动电子图书技术,都有助于我们应对多媒体技术下的电子图书出版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图书出版过程中版本的重要性。编辑理应具备掌握版本学知识,深入研究书籍的不同版本,通过比较鉴别,尽可能地区分出优秀经典的版本進行出版。当前我们正处于字化时代,尽管出版行业受到了极大冲击,但是版本内容仍然是图书出版的核心所在。文化贵有源流,古书典籍的不同版本挑选,有助于我们传承中华文化,回顾出版历史,不忘初心。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各类图书书写中国故事,凝聚着出版人的匠心,承载了新中国建设七十年的伟大记忆。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出版工作中要坚持做到出版优秀、经典版本的作品,注重发挥版本传承文化、振兴文化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财富出版社有限公司人文分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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